本土意識高漲之時︰試論香港近年小說創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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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香港的本土意識興起,大約從二零零七、零八年起,「本土」這個字在不同的論述層面經常出現。友儕文人在這幾年間也會在問,香港本土意識在政治和社會學研究上,已經幾經轉變,未知在小說創作上有可影響?雖然文學並非社會或政治的反映,但也非封閉而與外部世界割絕的。然而,若要談及香港小說中是否有「本土」轉向,那必然是從小說創作內部去找答案的。

一、「後」的末路

  在九十年代末、二千年代初,香港小說創作中有很強烈的「後設」趨勢。不是說在此前沒有後設小說就小說創作的反省和詰問,但是在香港過渡期到回歸這期間,出現大量後設小說,這現象不只是個別作者以後設小說這形式思考創作問題這麼簡單。在過渡期間,香港因著主權轉移,產生出林林總總的歷史論述、歷史小故事和回應香港殖民歷史的創作,整個文化群體萌生了對香港身世追尋的慾望,其中各個權力在論述上角力。不論是歷史大論述還是文學創作,我們都能看見追求「宏大」的慾望,若然歷史不是從宋朝說起,至少也是跨度百年,好像不這樣就不夠真實。香港小說作家們不只是面對「宏大」的作品--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1993)、《遍山洋紫荊》(1995)和《寂寞雲園》(1997)--也要面對「真實」的進迫。於是乎,較自覺的作者就以後設小說這形式來反照尋找「真實」的虛妄與徒勞。其中的表表者,首數董啟章。他早期的短篇作品如〈永盛街興衰史〉就是探尋回溯歷史之難,並點出歷史中的創作成份。後來的《地圖集》(1997)更是虛虛實實,以假亂真,以揭示出追尋一個地方身世時所涉及的權力和虛構的操作。

  九七過後,董啟章固然延續後設的思考,不過其思考就再沒有與面對九七時那種對歷史、真實、權力和虛構的詰問,反而轉入思考創作者與被寫者、創作與閱讀的倫理關係,像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2005)和《時間繁史‧啞瓷之光》(2007)中般,在克制創作者的影響力與任由創作力馳騁之間擺盪。董啟章與同代人在九七前後的後設創作,也影響著下一代人的寫作路向。在回歸後十年裏,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少年青一輩的作家試以後設的形式,思考創作和人生的問題。袁兆昌(未完成的)「熊系列」中的《拋棄熊》(2006)和《修理熊》(2007)中就以後設來處理成長和愛情;可洛的短篇集《繪逃師》(2005)的末路感,可與當年城市中的鬱悶對照;至於黃洋達的《道非傳》(2004)則以後設結合武俠,思考誰掌控工作和創作的問題。在這些例子中,我們都看見主體性的消溶(這本是後設這形式的意識型態),而其中最為極端的,肯定是袁兆昌和黃敏華的後設對寫《情感不良》(2005)。

  說《情感不良》是最為極端,既因為小說的混亂感,創作者在層層的虛構中迷失自己,也因為這小說介乎完成與未完成之間,或可說,這小說其實是未完成的但作者們不知如何收結便硬說成是完成。作者無法把小說寫下去,反證後設這形式於當時香港不合之處︰「香港」這個能指在層層的虛構中,真的變成了飄浮的意符,意義旁雜得失去意義,後設至核心中發現其空洞無物,無以為繼。

  同一時間,另一更強大的創作勢頭,就是以書寫回應殖民處境和思考「後殖民」。關於這方面的創作,隨便舉例都有十數種︰像西西的《飛氈》(1996)、陳慧的《拾香紀》(1998)、董啟章的《地圖集》(1997)和《V城繁勝錄》(1998)、黃碧雲的《烈女圖》(1999)、《無愛紀》(2001)和《後殖民誌》(2003)、鍾玲玲的《玫瑰念珠》(1997)、鍾曉陽的《遺恨傳奇》(1996)、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1994)、崑南的《天堂舞哉足下》(2001)、也斯的《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1993)和《狂城亂馬》(1996)等等。香港的「後殖民」創作,早在殖民地歷史還沒有完結時已經開始。「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就已經進入了「後」殖民時期,市民紛紛要思考去或留、效忠於誰的問題,也紛紛要對自我身份的詰問作出回應︰在成為中國人和英國人的選擇下,成為香港人就變成是強調其「不正統」和「不中不西」,在論述上於是出現了邊緣和混雜的說法,以解構中英各自所代表的中心和正統。

  在這個追溯中,鄺國惠一直被遺忘。鄺團惠於一九九五年憑《普洱茶》獲得「第一屆天地長篇小說創作獎」亞軍,小說於一九九七年出版。這小說同樣是思考香港的殖民身份和後殖民處境--即追索主體自身的過去與思索對九七後未知未來的不安與焦慮。這小說比一般的香港「後殖民」小說的邊緣更邊緣,原因在於鄺國惠把小說的場境設定在台灣,從台灣這個對岸的地理距離來觀照香港的處境,這種迂迴的處理,雖然得獎了,但並沒有得到文學評論家的青睞,在香港後殖民的討論中缺席。「普洱茶」這個意象也是使其不入主流論述︰原因並不在普洱茶與父親結連所述及的溫情,這種溫情在《拾香紀》也是處處可見的,原因可能在於調制普洱的茶壼所表代的層層調和,這種「邊緣的邊緣」和「融合」在那時實在是難得論者歡心。

  十年後,鄺國惠交出更有野心亦更成熟的長篇《消失了樹》(2007),這次的慘淡則見證著「後殖民」討論的退潮。鄺國惠在這長篇中,以魔幻的手法寫不同角色在回歸前後的種種,通篇超現實,魔幻而離奇,但處處與現實有所對應︰回歸前見證角色如何回應國族身份、去或留或既去且留的問題;回歸後就是面對如何北上,該不該北上,南北融合的問題。這樣的文本,本該是後殖民論述的寵兒,但《消失了樹》在評論界中缺席,驗證著香港小說討論後殖民不再,焦點轉移了。在後殖民的討論退潮後,評論界一直也找不到第二個理論角度來切入討論近年香港小說, 而近日興起的「本土」熱,或許可以提供一個視角來進入分析近年香港小說。

二、從內轉向外

  當後設的虛構之虛構之虛構走到盡頭,當讀者已經了解小說創作並非現實的反映後,後設就變成了常規,小說之虛構性也不再是隱秘,都已經揭開來。同時,由於外部世界政治環境的轉變,作家也不得不回應這個轉變,於是乎我們看到從後設的「內」走到公共性的「外」這個轉向。

  鄧正健在文章〈你當鄉巴佬抑或世界主義者?〉裏問︰「文學既是個人率性而為的最後淨土,只是當主流世界也充斥着個性表演,文學又怎能獨善其身?」[1]這是一條關乎文學與世界關係的問題。而結語更是豪情壯語︰「我只對世界負責,對文學負責,在文學社群裏,愈多鄉巴佬,文學便愈沒有希望。縱容鄉巴佬自我沉溺,才算不負責任。」他指在提出,文學要離開鄉巴佬的自我沉溺/自戀,有走向公共之勢。後來,董啟章就在《字花》內撰文回應鄧正健之說,題目幾乎已經說明一切︰〈文學不是一個人的事,文學是所有人的事〉[2];及後他與陳炳釗的對談繼續這話題,談劇場與文學的公共性[3]

  然而,這個話題並未止於討論文學公共性上。二零零九年稍後,香港文學圈就泛起一場「香港是否需要文學館?」的討論。這不單把文學放到公共社會中,更要把文學放到政治/政策議程上。本文在此並不是要疏理那年的討論與轉向,這需要另文處理,而是點出,近年在文學界內部,的確有從內到外的轉向,不論是因形式實驗走到盡頭使然,還是社會政治氛圍使然。

  談到小說創作與公共性的問題,在新世代作家中首先想到的,當然是李維怡。雖然她從不以文學人自居,然而確確實實的在二千年以〈那些夏天裡我們的蛹〉奪得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首獎,後來分別在香港出版了《行路難》(2009)和在台灣出版了《沉香》(2011)。我曾指出,李維怡的短篇集《行路難》中的作品可分為三類︰成長小說、社會書寫和寓言[4]。從李維怡的社會書寫,我們看出香港小說創作中向外的轉向。在這類小說中,主角往往是社會上的邊緣人,我稱他們為「受傷的主體」︰有些人在生理上是傷殘的,而更多是受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排擠的人,例如〈紅花婆婆〉中的紅花婆婆,她在不該出現的空間中(圖書館)出現,以致管理的人要把她排拒出去。主角的身體就這樣暴露在管理的權力下,個體難以與權力抗衡,最後受到權力的暴力傷害,成為「受傷的主體」。

  然而李維怡不是沒有為「受傷的主體」提供出路,她的出路很實在,也是她個人不斷在文學創作以外經營的︰建立有共同感的共同體。〈聲聲慢〉這小說旨在探討社區共同體可能性。人處於共同社會情境下,也不一定就會產生共同感的,共同感是從「情」出發,是一份認同。若然角色沒有對「受傷的主體」產生「情」,產生認同,共同體是不會出現的。是以,讀者不難發現李維怡小說中的「情」,她就是以小說調動讀者的感情,使讀者對小說中的「受傷的主體」產生認同感,進而對現實中的「受傷的主體」產生認同。小說的虛構成為李維怡「抒情」的媒介,邀請讀者進入現實的共同體中。

  同走寫實路線的,還有唐睿。他的得獎作品《Footnotes》(2007)同樣是社區書寫。小說是主角童年時在鑽石山徙置區的故事。唐睿以虛構把消失了的社區空間和網絡召喚來,他的寫法讓人想起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社區書寫,最經典的莫過於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和侶倫的《窮巷》。不論是《太陽下的街》、《窮巷》,還是唐睿《Footnotes》,人情味很濃,生活質感都很強烈。同時,在《Footnotes》出版之際,剛好是社會上大談集體回憶、文化保育和空間權力等問題之時,這個時間上的巧合使這小說更受注目。其時,有論者以集體回憶之類的框框去看待這小說;然而,若從本文「從內到外」的框架去看,這小說更有標示的意義︰從後設轉到寫實,上接五、六十年代的社區書寫。

  雖說李維怡和唐睿是「從內到外」的作家,但他們不是單純的跳過後設這個形式了事。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創作中也是滿有後設的痕跡。李維怡小說集中第三類小說,可以看成是寓言,也可以讀成後設小說。小說中總有從群體中分別出來的獨行動物,彷彿創作者在社會中一般,充滿了自況意味。〈花〉中的未為其他同類送行,見證著暴力與死亡,代表著小說的記念功能;〈鵝們〉中瘦鵝的歌聲成為被壓迫的文化記憶。至於唐睿的《Footnotes》,整本小說是放置在後設的框架下。小說後段的敘事者變了一位精神科醫生,負責治療及輔導病人的心理,而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故事,是病人向醫生敘說的回憶。這就說明了創作者的位置︰社區書寫是被社會定義為病人之口而出的,那些煙沒的小故事,注定要以病徵來回歸。有評論說唐睿的處理是割裂的,一方是溫情的社區文化,一方是精神病患暴烈的故事。然而,他動用後設的技巧,恰恰反照了香港當時的情緒︰溫情與暴烈並置之斷裂--一方是談集體回憶的懷舊,一方是以推土機毀壞回憶的強力,彷彿就是整個城市的精神病。

*本文由作者譚以諾允許轉載,原刊於《香港文學》第347期(2013111日)。

[1] 鄧正健︰〈你當鄉巴佬抑或世界主義者?〉,載於《明報‧世紀版》(2009年2月6日)。

[2] 董啟章︰〈文學不是一個人的事,文學是所有人的事〉,《字花》第18期(2009年2-3月)。

[3] 董啟章、陳炳釗(潘詩韻整理)︰〈社會議題與創作-陳炳釗與董啟章對談〉,載於http://onandon.org.hk/newsletter/?p=174

[4] 譚以諾︰〈溫情的悲觀︰《行路難》的善良與困局〉,載於《文匯報‧讀書人》(2010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