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綜援」懶人包:一場借屍還魂的論戰

  近日出現的「文學綜援論」,引來不同界別對於「香港文學」的突然關注。這場論戰延繼一星期,至今天,在網媒與網媒之間,只剩下流於「人身攻擊」及「惡意諷刺」的回應。《字蝨》編輯部幾天前透過「時間表」的整理,以求理解這次爭論的來龍去脈,除了以大量的連結來澄清大量人云亦云的流言(例如「文壇起底論」)之外,更重要的是文末引伸出一場發生於1995年香港的重要文學爭論事件。以下這段「懶人包」,是供大家仔細理解「文學綜援」這個話語的形構過程,以讓讀者們更瞭解「香港文學」。

  先不說月薪1萬蚊如何在現今香港生活,也不談「71萬《字花》資助」,[1] 或「$929,400的文學總資助額」[2] 相比起「1415億三跑」而言是多麼微不足道,就在當下,有一場論戰借屍還魂,希望將以前的論點再翻炒一次,以證明「香港沒有文學」一言。這場論戰的主要涉事人物鍾偉民──根據他本人的留言意向可見,他大力支持墳總繼續指斥的「文學綜援戶」[3] ──早在1994-1998年間,於《文藝報》雙月刊,以及自己的書序、專欄文中攻擊學院派以及大量線上文人。

論端:《床──日落時期勃起的愛情故事》的序文

  鍾偉民於1994年2月編輯出版的《床》一書序中,[4] 寫了以下的文字來批評「嚴肅文學」:

突然很想批評和嘲諷那些所謂的嚴肅文學作品。
這類作品探挖的是人類軀幹的中部,開採的是心靈的礦坑,手持鐵鍬的冒牌礦工在礦穴裡猛挖,挖得很深很深,但出產的果真是感情的主要燃料麼?
[……]
這種導遊圖和媚俗的言情小說一樣脫離現實:只是言情小說一般文字更為拙劣,因而更受文字一樣拙劣想法一樣虛矯的讀者歡迎。[5]

這一種「突然很想批評」的態度,在序的後半部有提到原因:

我對那種已經成形的心靈煤炭供應者和品嚐者的相互利益關係厭惡之極,所以,由我們投資出版的系刊書籍不會主動參加這個政府的任何文學比賽,也不承認這個政府所布施的任何「文學榮譽」。
[……]
「最大多數」就是「群眾」,群眾是盲目的,要鼓動群眾需要投入大量金錢策動宣傳機器,目前沒有這種能力,也沒有這個必要。
在嚴肅垃圾和「淺陋文學」之間,應該還有我們的天地:
用鮮活的文字,呈現城市人真實的苦樂和狂想。[6]

由是,一場直接攻擊政府資助及「嚴肅文學」,並認為「群眾」盲目且沒必要鼓動的論調成形。針對這篇序,董啟章以及一位名為「湯嵐」的評論者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了文章回應,合共三篇,而鍾偉民只撰〈當「精緻」和「通俗」相遇……〉一文回答了湯嵐的一篇。湯嵐所撰寫的公開信,以鍾偉民以前的作品為例,反對鍾氏對所謂「嚴肅」文學的批判:

行文時往往有意把嚴肅垃圾作為對立面加以諷刺,我們害怕會惹人誤會──並非指來自嚴肅文學界的謾罵和非議,而是彷彿令精緻文化及通俗文化重墮二元對立的巢臼。[7]

鍾偉民指出自己用「嚴肅」及「通俗」二詞只是自己隨便說說,繼而提出「文學產物」的概念,在他的眼中,文學只是一種「產品」,而且分成以下四類:

一:好而暢銷的;
二:好而不暢銷的;
三:不好而暢銷的;
四:不好而又不暢銷的。

而且,他認為這四種作品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人寫出來的」。結果沒有為上面四類書作太多解釋,便轉而「說說人」去了。[8]  

宣言的發表:從《文藝報》雙月刊到《蘋果日報》專欄

  鍾偉民在1995年,於一本名為《文藝報》、受香港藝發局資助的雙月刊中發表〈惡話惡說──直斥本世紀最不知所謂的香港「寒夜取暖流」〉:

我的建議只有一個:取消所有甚麼獎甚麼會,讓取暖派文人面對真實人生,面對公平的市場規律,讓他們自生自滅。[9]

他在文中指出藝發展的資助來來去去都是給幾個所謂的嚴肅文學作家,撥款機制根本沒有公平地運作:「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我寫一部小說要付出五萬元?有人寫一部小說,卻收取十八萬元的資助?因為媚俗,所以要被罰款?」[10]

在這一篇文章刊出後,鍾氏亦開始在自己《蘋果日報》的專欄中撰寫大量文章,表現對學院派及嚴肅作家的不滿。鍾氏的討論延續至1998年仍未停止。請參以下兩文:

  1. 〈先生,施捨個「文學正統」啦〉(1995年7月6日)
    文字霸權、語言暴力、文學正統……因為無人認領,早就一箱箱一篋篋,退還各大文學殿堂,分量之多,足夠這類教書匠吃過世。學院文人鬼上身,特別似鬼![11]
  2. 〈辨偽〉(1998年8月6日)
    「誰是香港海明威?誰是香港吳爾芙?如果遇上翻生海明威和吳爾芙,自然人人膜拜;不值一哂的,說到底,是『文學地盤』的『老看更』而己。」[12]

從以上兩文可見,鍾氏認同了「香港無文學」的論調,認為藝發局出錢資助一群所謂嚴肅作者,產生了借以取暖的作家,他們不但離地,所寫的文字亦沒有他口中所言文學應該有的質量,故此,應該將一切的資助的取消,以市場作為唯一的導向,將文學的生存歸還市場決定。

  筆者在此另開一筆談談《文藝報》這一本雙月刊。《文藝報》雙月刊是一本受藝發局資助的文藝刊物,於1995年創刊,至1996年停刊,共出版7期,其主要組成人員如下:

名譽社長:胡菊人
社長:甄
主編:李默
執行編輯:馬建

當中馬建在刊物的第一期開始,力斥香港沒有嚴肅文學,引發了1995至1996年間的香港文學論爭。根據盧瑋鑾教授藏香港文學檔案所列之資料看來,這次論爭主要因為馬建以「嚴肅」「通俗」概念,指出香港沒有文學的論調。條目見下圖:

平行時空:董啟章與張美君對鍾偉民的回應

  說至此,大家應該開始明白,「文學綜援」一詞,就是鍾偉民在1994至1998年之間一直重覆言說的詞彙。而放在90年代的脈絡看來,這一個話語形構,與當時對「藝術發展局」的爭議,以及「香港有沒有文學」這個議題的關係非常密切。從上面看來,鍾氏對香港文壇的想法,先是認為嚴肅文學及學院派文學人脫離現實,及至〈辨偽〉一文,更加認為香港沒有文學。

  面對鍾偉民的論調,董啟章與張美君都發表了很獨到的見解。董啟章於《今天》第28期發表針對鍾偉民《床》中所指的「愛情」的文章,題名為〈問世間情是何物:香港愛情書寫生產〉。[13]  他透過對柴門文和村上春樹的個案分析,指出:

我們的文化,是一個高唱「感性」和反智的文化,所以我們亦懂得「去蕪存菁」,把村上春樹的「感性」無限放大,對他的「思考」卻視若無睹。而所謂「感性」亦往往被簡化為一種程或化的「風格」,由一堆「即學即用」的元素所組成。
[……]
柴門文和村上春樹跟香港愛情書寫的關係,亦即一種商品和消費行為的關係。[14]

董啟章繼而提到《愛+情》這本刊物 ,刊物中的作家便是《床》中有收錄的人物(如彭浩翔),指出這本刊物就是以愛情作為促銷方式的刊物。彭浩翔是當時鍾偉民力棒的新人,作品收入了共兩本的《床》小說選裡。他繼而提出鍾偉民如果盲目地將「感性」放進二元對立的框框內毫無根據地罵嚴肅垃圾。

  而張美君則以〈文化建制與知識政治〉為題,[15]指出不少人仍然以「雅俗高低」等二元對立的概念來劃分或理解香港文學,而鍾偉民所抨擊的「嚴肅」,將一切回歸於市場決定的論調,其實極具排他性,而且是一種本質主義的立場。張美君提出,鍾氏的論調只是將作品回歸至以「市場價值」為依歸的經濟原則之中。

  更重要的是,鍾氏在自己的序文中提到一點,群眾是盲目的,而已沒有啟發的必要。他很快地定義讀者群,即他口中的群眾,只適合閱讀愛情故事,而且是低俗沒有思考能力的,而文字要做的事,是配合群眾,只寫些他們可以接受的事情便可。筆者不知道為何鍾氏會如此定義群眾,而且如此賤視自己亦正在生活中體會到的香港文化,但他對群眾的看法,我是絕不認同的。

  筆者認為,鍾氏以資本主義中高舉的「市場」來品評文學,其實正正是他自打嘴巴的一舉。一方面他高呼「感性」與「心靈」這一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金錢所排除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又高舉「市場」,以「金錢」此一被Terry Eagleton指出因為排除感情而變得最「公平」的媒介來決定「有用」與「無用」。這一份「文學綜援懶人包」,回置於2015年的今天,筆者意想不到仍然合用。填總與輔仁近日提出的文學綜援論,正正是就是1995年論爭的借屍還魂,當中的反智意味仍然濃厚。《字蝨》希望這一份懶人包,可以讓大家知道,我們正在面對的人,是如何地無理。

  

 

[1] 見《字花》聲明:https://www.facebook.com/fleursdeslettres/posts/841443179256518 (2015年4月1日瀏覽)

[2] 數字參見藝發局網頁: http://www.hkadc.org.hk/tc/content/web.do?id=4ac14e324ade905d014b2aba66b9003d (2015年4月1日瀏覽)

[4] 鍾偉民編:《床──日落時期勃起的愛情故事》,香港:人間世,1994年2月。

[5] 鍾偉民:〈序〉,《床──日落時期勃起的愛情故事》,香港:人間世,頁8 – 9。

[6] 鍾偉民:〈序〉,《床──日落時期勃起的愛情故事》,香港:人間世,頁9 – 10。

[7] 湯嵐:〈給《床》編者的一封信〉,《香港經濟日報》,1994年12月6日。

[8] 鍾偉民:〈當「精緻」和「通俗」相遇……--回應湯嵐給《床》編者的一封信〉,《香港經濟日報》,1994年12月19日。

[9] 鍾偉民:〈惡話惡說──直斥本世紀最不知所謂的香港「寒夜取暖流」〉,《文藝報》,1995年第1期,頁46 。

[10] 鍾偉民:〈惡話惡說──直斥本世紀最不知所謂的香港「寒夜取暖流」〉,頁47。

[11] 鍾偉民:〈先生,施捨個「文學正統」啦〉,《蘋果日報》,C4,1995年7月6日

[12] 鍾偉民:〈辨偽〉,《蘋果日報》,C4,1998年8月6日。

[13] 董啟章:〈問世間情是何物:香港愛情書寫生產〉,《今天》第28期,1995年,頁98 – 108。

[14] 董啟章:〈問世間情是何物:香港愛情書寫生產〉,頁100。

[15] 張美君:〈文化建制與知識政治:反思「嚴肅」與「流行」之別〉,《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香港文化研究叢書,1997年,頁197 – 215。